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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评论员杨于泽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项目有一组数字：自然科学奖46项、技术发明奖61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57项，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技术发明奖一等奖3项、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并一等奖18项。
三大奖项数量之间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比例关系，作为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少，而作为应用研究与创新成果的科技进步奖项目多，技术发明奖在数量上则介于二者之间。
这种比例关系不是偶然形成的。基础研究创新最难，比如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杨振宁认为已经很难突破。而应用研究空间广阔，对于中国来说，人有我无、急需突破的“卡脖子”技术就有很多，这些领域或方向构成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用武之地。从三大国家科技奖项目看，应用研究取得的高水平成果相对也多。
这种情况从历届国家科技奖获奖名单也可以看出来，比如2019年，自然科学奖46项、技术发明奖65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85项，其中一等奖及以上分别是1项、3项、25项。这种比例关系处于一定波动范围内，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有人喜欢用中国很少得诺贝尔奖嘲笑中国基础研究的相对不足，否定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这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有效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科技创新，就是好的、高水平的科技创新。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意义巨大。比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旭华，其参与研制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解决了“人有我无”的问题；本次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顾诵芬，作为总师设计了歼8战机，其主要价值在于建立了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
久久为功、持续在科技领域实现从0到1有的突破，全面的科技进步，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里。虽然早就“人有”，但“我无”，这就是巨大的需要，它吸引了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方向、项目选择。实现突破之后，很快就与强大的制造能力结合，形成生产力，满足国内外广阔市场需求。经济发展反过来“反哺”科技创新，在二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科技进步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给全面科技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增加，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崛起指日可待，中国科技工作者引领基础研究指日可待。
【编辑：丁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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