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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相结合”拓展为“两个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欧洲，中国的材料很少。埃及古文明与两河流域古文明的考古资料、中华古文明的考古资料，大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才科学发掘的。至于现当代的西方文明理论，不仅材料主要是西方的，而且其价值判断又往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因此，坚持“两个相结合”，就需要我们“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我们要在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总结中华文明的规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性”与中华文明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这方面，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历史研究就没有“一把万能钥匙”。中华古文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与发展，因而就必然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例一，西方文明起源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分离。具体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青铜技术用于生产，商品贸易往来于不同地区，文字的发明也是为商品贸易服务，等等。中华文明起源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虽然城市出现了，却与乡村相统一；青铜器出现了，却没有用于生产，而是用于宗教与政治；手工业出现了，但由于“工商食官”，所以没有出现手工业者的流动与商品的市场交换；中国早期文字的出现，也不是用于世俗生活，而是用于宗教祭祀与社会治理，无论是史前陶文还是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都具有神圣崇高的权威。
例二，西方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转变为地缘管理，原始宗教仪式、神话史诗被法律制度、逻辑哲学所取代。而中华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部族血缘管理继续延续下来，并发展为宗族血缘管理；原始宗教仪式也被继承下来并转化为贵族阶层的政治礼仪制度；原始神话史诗的精神内涵与原始思维方式也被延续下来，而创新为战国骚体赋、两汉乐府诗、魏晋山水诗、唐诗、宋词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宋元戏曲、明清小说等为代表的浓厚的形象思维传统，中国因“诗国文化”特征而享誉全世界。
总之，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中华优秀文化有自己的内涵特色，而这些正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着五千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今天，我们坚持“两个相结合”，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世界一般”与中国古代“个别特殊”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民族内生性、当代原创性与世界样板性。这才是真正的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江林昌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编辑：付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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